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之第二、三组分论坛

为推动佛教学术研究及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我院于7月7日至8日共同举行了“第一届复旦佛学博士论坛：语言、文献与唯识哲学”。

本次论坛分为三组12场分论坛。研讨结束后设立圆桌会议，由张与弛、刘郑宁、胡梦迪、杨志国、谭井阳、汪珂欣、吴子昊、许伟、辛放、平燕红、于洋洋、颜邦宁12位青年学者主持并作小组总结发言。以下为第二组和第三组分论坛研讨概况。

第二组第一场

第二组分会场现场

谭井阳作小组总结

闽南佛学院升弘法师的报告《窥基一系视角下所缘缘之假实》探讨了奘传唯识学中的三类境问题。报告首先介绍了《枢要》中提到的关于相、见同别种的争论，以及由相分是否由自种子所生引发的的因缘变与分别变问题，随后详细讨论了《枢要》中所记载的“三类境颂”，呈现出唯识学在分判所缘境之假实问题上的细密论证。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谭井阳的报告《共相种与不共相种——奘传唯识学对世界的安立》对于从《摄大乘论》中所提出的“共相种”与“不共相种”，到《成唯识论》唐疏群中所开合的“共中共”等四门分别做了梳理，以“共中不共”所含摄的几个例子为中心，分析唐贤们如何在“自识变现，自识受用”的前提下，最终以“同处不相离”为最大公约数安立器世间；此外，对“自扶根尘”定位的转变入手，展现了窥基等人安立有情世间的努力。

闽南佛学院行蕾法师的报告《真谛唯识学中的两种真如与转依》以真谛唯识学中的两种真如为中心，分判了真谛译籍中“遣境留心”的“有垢真如”与断除虚妄分别的依他起从而证得的“无垢真如”，并指出在真谛思想中，作为如如智的阿摩罗识，是“唯净识”，有别于凡夫位的“唯乱识”，但二者在无能所对立的角度，均可以被唯识义所统摄，而这正是以三性说所建立的。

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道弘法师的报告《敦煌文献智周〈大乘入道次第〉版本及其思想解析》首先介绍了智周所著的《大乘入道次第》现存几个敦煌本的文献信息，之后举出多个事例展现了几个敦煌本之间在细节上的文字差异，并根据大正藏中收录的《大乘入道次第科分》等材料，给出了文字差异背后几种可能的原因，报告随后分析了《大乘入道次第》文本中所涉及的资粮位“三十心”与“大小乘所证法”等义理问题，指出智周依照《成唯识论》、《华严经》等经典所开创的汉传唯识学禅观的修行体系，具备了相当程度上的前瞻性。

岭东佛学院达睿法师的报告《浅析唯识与中观二宗的梦境喻》以《唯识二十论》和《入中论》为中心，在回顾早期佛教经论中对梦喻的解说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世亲如何以梦喻成立“唯识无境”以及由此引发的现量和梦中造业问题，随后评析了月称以梦喻为切入点，在“业灭生果”、一切法无自性等问题上的看法，以及对世亲“唯识无境”观点的反驳。报告以此为视角，辨析了中观唯识二宗思想上的根源性差异。

第二组第二场

汪珂欣作小组总结

比利时根特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慧闻法师的报告《敦煌莫高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起源与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以敦煌藻井图案“三兔共耳”为切入点，铺陈了一段丝路沿线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现象，从中亚到东亚、最后传入欧洲各地，“三兔共耳”大多都出现在具有神圣性的空间中（佛教石窟、圣坛房间、教堂屋顶等）。图像起源与接受、宗教内涵的探寻，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复杂，穿越了时空限制的“三兔共耳”，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时期文化交流中时间与地域的跨度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汪珂欣的报告《衣装与成仙：中古时期神仙形象变化中的佛道交流史》，以佛教传入后，服饰作为神圣与凡俗的身份标识为切入点，讨论了佛道交流中“成仙”理解的变化，汉代长生不老、形体变异等“仙化”特征，转变为明确强调经历死亡线（涅槃），以成为高阶灵体为目标，服饰成为人与灵两种群体身份转换的象征，南北朝以后，神仙身着魏晋宽袖袍服，与时下流行服饰形成视觉上的古、今对比，暗示了二者所处空间的时间流逝有别。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志国的报告《“金瓶掣签”下的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从噶举派的一封信札为切入点，探讨了转世灵童的寻访与正式认定的程序，包括活佛圆寂前的授记遗嘱中的转世信息，灵童性格与体态、前世部分记忆保存（器具的辨识），随着“法王”圣裁、金瓶掣定仪式的确立，教内外高僧、噶厦护法、清朝政府的介入，制度运行过程中如何兼顾神圣性与世俗性，使得灵童确认的程序变得复杂多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宗教研究所靳泽源的报告《浅析度母信仰与起源神话——以慧月公主为例》考察了慧月公主神话，公元七世纪度母信仰传入中国，原本作为观世音菩萨的胁侍或者眷属的度母，在成为独立信仰的过程中，产生了慧月公主的化现救度众生的故事，民俗类的故事情节（譬如与僧人讨论性别），拉近了其与信仰者之间的亲切感，不仅没有损害度母的神圣性，反而成为了度母信仰体系的重要环节。

日本东洋大学文学研究科崇昊法师的报告《试论〈全室录〉与季潭宗泐》通过分析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全室录》的版本与刊刻特征，认为可能是由日本收集各卷并在日本刊行的，刻本时代书籍的流通速度、知识的公共性都远胜于写本时代，流传在文本中的偈颂、墨迹、题跋，为我们勾勒出元末明初高僧宗泐的生平，和一段中日佛教界（包括官僚、信徒、中日僧侣等不同群体）的交往史。

南京大学哲学系杨奕婷的报告《董其昌壬辰所书〈金刚经〉墨迹及拓本考述》从现存被认定为董其昌壬辰所书《金刚经》石刻本出发，复原了董其昌抄写经卷的缘由与流传过程，从写本到石刻本的转换中，被认定错误的刻本，背后蕴含的是寺院的兴衰史、碑刻的迁移史，在变迁中，文人士大夫的奉佛行为、寺院僧侣的往来、帝王的决策，使得不同群体在不同时代里，合力促使了同一经典反复磨勒上石的事件。

第二组第三场

吴子昊作小组总结

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学系马洲洋的报告《现存最早的藏地〈正理滴论〉注疏及其思想史意义》介绍了《正理滴辞义解明》的西夏语译本，该书的时代可大致定于12世纪早期，介于俄译师与恰巴之间，因此是目前可见最早的藏地《正理滴论》注疏。马博士进一步阐明了该书对藏传量论整体思想史、桑浦学派早期发展史和西夏佛教史的意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子昊的报告《陈那、法称与'量即量果'学说》从《集量论》和《定量论》中“量即量果”学说的段落切入，整体考察了两位论师对pramāṇa一词的使用，区分了pramāṇa的两种涵义并梳理了相应的辩护策略，最终论证了陈那的量即量果学说涉及的是pramāṇa作为认识这一涵义，而法称的量即量果学说则涉及pramāṇa作为认识的能把握方面这一涵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杨昌杰的报告《古典数论派的现量理论及其与法称传统的相似性》首先介绍了古典数论派的现量定义并刻画了决智（adhyavasāya）这一核心概念，接着详细考察了法称、Arcaṭa及法上学说中对耽著（adhyavasāya）理解的变化，据此阐明了法上对于耽著对象的描述和古典数论派对决智的描述之间术语和理论结构两方面的相似性，揭示出法称传统的现量定义的发展过程中贴近古典数论派的趋势。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黄清扬的报告《自律性与决断力：印藏法称诠释史中现量的两个维度》着眼于阐明克主杰对量的决断性的刻画“自力决断所量”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内涵。报告首先考察了印藏法称后学以“自律”和“他律”区分两种量的框架的思想动机和理论问题，接着梳理了克主杰对“他律之量”的批评，借由恰巴的思路澄清了“自力断除增益”的渊源，最终揭露了克主杰对现量认识机制的刻画以更为主动化的现量界定和不同层面心识对象的区分为基础。

第二组第四场

许伟作小组总结

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缪寿乐的报告《印度因明的真理论：从pravartaka到arthakriyānirbhāsa的视点转变》论述了法上与Durveka的真理论，法上认为认识分为“引起行动的认识”与“目的实现的认识”而后者没有考察必要，Durveka则也分析了目的实现的认识，并受慧作护影响导入了“满足”概念，由此对法上未明确论述的初次的知觉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非凡的报告《征责关并：六朝义疏学的推理规则》基于敦煌文献《八并明义》，分析了六朝问难方法“八并”中的“相望”、“返对”等方法的特点及其问题，进而指出其谬误可能是受到《方便心论》的影响，最后指出八并源自儒家注疏中“比并不例”等推理原则，而儒家义疏学的“征”、“责”等术语也影响了包括玄奘译经在内的诸多佛教文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赵旭的报告《汉传因明所见的足目》指出汉地早期文献中足目被视作“十六义”提出者，《正理门论》的翻译正式确立了足目与因明—正理学说的联系，特别是其与过类学说有密切关系，而窥基一系将《正理门论》的“本颂”归于足目可能存在误读，最后提出了本颂由来的多种可能。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颜峻的报告《掌珍比量真性入有法之争议》认为《掌珍论》场合明确说明掌珍比量中简别词“真性”适用于整个宗“有为空”，但窥基提出“真性”应列入有法，进而掌珍比量有有法一分不极成的过失，而后东亚佛教特别是日本法相宗围绕真性是否入有法展开了激烈争论。报告认为，实际上窥基“真性入有法”的解释偏重于义理层面的创新，同时印度月称也有以真性入有法的用例，故而此争议体现了东亚因明学的重视义理的理论特点。

第二组第五场

辛放作小组总结

慕尼黑大学印度学与藏学系杨凤的报告《阿毗达磨灯论一一写本及研究介绍》首先概述了《阿毗达磨灯论》的发现、章节结构、本颂与注释的关系以及基本观点。报告的重点是对《阿毗达磨灯论》中的心不相应行法进行深入研究。报告首先对比了有部心不相应行法与上座部阿毗达摩文献中的外色的关系。此外，而从《发智论》开始将其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品类足论》首次将心不相应行法列为五位之一。报告随后列举了不同的有部系阿毗达磨文献中心不相应行法的具体数目的区别。最后，报告介绍了其所依据的文本和研究方法，对《阿毗达磨灯论》中的心不相应行法进行了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闫孟珠的报告《〈顺正理论〉对“触六三和合生”的辨析》介绍了《顺正理论》对于“触六三和生”的转引，并概述了《俱舍论》中相关概念的基本定义。在认同“三和触”说法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其他说法，如“二二为缘触”，并引用经文进行论证，进而提出了“假触”和“实触”的分类。其中，“假触”指物理性的空间接触，“实触”指心理性现象，是认识作用的直接原因。这种分类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融会贯通不同经典观点而提出的方式，其中“三和触”的“触”属于“假触”，而“二缘触”、“六处缘触”和“名色缘触”属于“实触”。

清华大学哲学系辛放的报告《作为自相、共相的“法”：对说一切有部的实在论式诠释的反思》首先考察了先行研究中对两类实在论式的诠释。根据有部对“法”“有”等概念的定义，报告指出这些概念都指向认知现象，而不是实在论意义上的基础。先行研究普遍以有为法作为考察“法”的标准，这是因为《俱舍论》强调“三世实有”，遮蔽了正统有部对“一切有”的定义。刹那生灭的法是“事自相”，七十五法的法是“处自相”，“处自相”是“事自相”的共相；最后，无论是“自相”还是“共相”，法的真正基础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基底，而是以“慧”心所为代表的心、心所。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李金承的报告《无时非因：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学说中的因果关系》讨论了有部“三世实有”学说框架下的因果理论。报告首先指出在有部因果理论中存在着“以作用为因果”和“无时非因”的观点，并暗示了“因性”与因果效力的区分。然后，报告通过对《婆沙》的分析支持了这一区分，并指出《婆沙》认为这一区分可以支持“未来世无同类因”的特例。接着，报告分析了《俱舍论》对《婆沙》的质疑以及众贤对“未来俱有因”的解释。报告指出，《婆沙》虽然在原则上解释了上述区分，但在解释如何确定某个法作为特定因的身份时，《俱舍论》和《顺正理论》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这一区分。

戒幢佛学研究所法驰法师的报告《月称〈明句论·观五蕴品〉译注及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利用麦克唐纳整理的《明句论》六大善本，重新校订和翻译了《明句论》第四品，为解读龙树的《中论·观五蕴品》和月称的中观思想提供了基础资料。第二部分在翻译的基础上探讨了因果的相似性。报告从语义学的角度讨论了“相似”（sadṛśa）一词，并对比了各家翻译的用例，认为遵循古译更合适。其次，从义理角度尝试分析因果之间的相似性。所有有为法都处于缘起的相生关系中，某事物的存在直接导致另一事物的存在或不存在，即所谓的“此有故彼有”。这时，将具有与因相似的体性或具有因之相的果称为具有“相似性”。

第三组第一场

第三组分会场现场

平燕红作小组总结

海德堡大学亚洲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林雪妮的报告《从鸠摩罗什的翻译看〈成实论〉与中观的关系》在总结了现阶段学术界对《成实论》及其作者诃梨跋摩的语言和文献相关的研究成果之上，将重点置于鸠摩罗什翻译的《成实论》汉译本，试图用鸠摩罗什的翻译为学界提供一种理解《成实论》和中观学派关系的视角。

南京大学哲学系于洋洋的报告《天台智者“四教”与“三番说”视域下的二谛观》详细讨论了智者大师的四教和二谛观，围绕智者二谛说的判教基础；四种二谛与七种二谛的内涵与分类依据；三番说二谛的内涵与意义来帮助大家理解智者大师为何最终要以三谛来诠解实相。她指出，自通教以后，智者对二谛阐释的重点放在了对“有“义多层内涵的理解与分析上，因此他最终放弃了以二谛解释实相的理路，进而提出了天台独特的三谛实相论，此举亦为汉传佛教理解缘起及实相开辟了新的进路。

南京大学哲学系平燕红的报告《华严祖师的再检讨——以守真相关的各种材料为中心》围绕宗派佛教诠释体例下的师资传承谱系，并结合华严宗第八祖守真的相关材料，发现了各种材料之间的龃龉之处，试图借对华严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的探析与解答，来重新深入剖析华严宗现有的师资传承谱系的历史构建过程，并在其中反思宗派佛教的诠释之法。

南京大学哲学系陈芊曦的报告《佛教义理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相互融摄——以魏晋南北朝形神之辩为例》主要通过佛教入华前中国本土的灵魂观念、佛教轮回报应理论的输入、魏晋南北朝的形神之辩以及中国化涅槃佛性论的形成这几个方面具体展开。汇报人以时间为主要脉络，梳理魏晋南北朝之“神”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思想史背景，进而考察其中所体现出的佛教义理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相互融摄，最后提出了期望今后继续探究的形神之辩的影响等关注点。

闽南佛学院教戒法师的报告《弥陀净 土法门发菩提心之探究》从菩提心的涵义和分类、净 土三经一论明示发菩提心、往生弥陀净 土须发菩提心、杨文会和小栗栖香顶之间的关于菩提心废舍的争议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弥陀净 土法门的发菩提心。

闽南佛学院古福法师的报告《明太祖“分寺清宗”佛教政策探析》立足于朱元璋的佛教政策，指出朱元璋借洪武十五年设立僧录司之便来推行治理佛教的政策，在洪武后期，从维护和稳定明政权的角度出发，朱元璋出台了各种限制和约束佛教发展的政策，包括《申明佛教榜册》，《周知板册》和《避趋条例》，《清教录内禁约条例》等，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都在于推动“僧俗分离“和”分寺清宗“的完成。

第三组第二场

于洋洋作小组总结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南清的报告《心理学视域下的南传上座部心识理论与实践》主要对南传上座部心识理论的基本体系及运行机制进行了理清和总结，以此为思想源头将南传佛教的心识理论与现代心理学结合起来，总结了南传佛教的心识理论对个体心理健康建设的作用，报告后面也提到了风靡当今欧美社会与国内外心理学界的正念减压疗法，认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心识理论为心理学的发展以及个体的心理治疗方面如何通过建立正向认知系统进行自我内在疗愈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

浙江佛学院(总部)应嘉法师的报告《百法明门论与心理学比对研究——心不相应行法与认知图式》对佛学与心理学比对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总结，说明了佛学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资源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大乘百法明门论》当中与心理学的相关之处做了总结，报告最后也从时间认知角度来对唯识学和心理学的区别做了总结。

中国佛学院亦真法师的报告《百年来佛教心理学研究发展情况概述》以“佛教心理学”为关键词搜集并整理了至2022年为止的共354份相关著作及文献，以此为基础，对百年来国内外佛教心理学研究的相关学者、人物、期刊等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分类，以研究文献为基础对佛教界的佛教心理学从概念提出到一些重要的佛教学者及僧人的佛教心理学观进行了梳理，并归纳总结了佛教界学者所研究的佛教心理学特征。除了佛教界人士的研究之外，报告梳理了中西方心理学界的佛教心理学研究简史，阐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及其所持的观点，总结了心理学界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总体上的特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忠予法师的报告《佛教的批判性思维和实用主义——以上座部佛教经典为例》以《卡拉玛经》与《商伽经》两篇南传佛教的小经为例说明了佛教的批判性思维，以《无畏王子经》与《阿梨吒经》为例说明了佛教经典当中展现出的实用主义标准。

第三组第三场

颜邦宁作小组总结

波恩大学哲学系张科的报告《胡塞尔论想象》基于对唯识三类境理论以及耿宁对此诠释的反思，对胡塞尔04/05年想象讲座的思路进行了梳理。他首先以图像为例，详细解释了图像意识中的三重立意和想象中的双重立意的具体结构，指出了两者在图像性上可能的关联；其次，他分析了此模式下感知和想象之间存在的不兼容性。他最后指出了胡塞尔意识到04/05年手稿中双重立意式想象模式具有根本缺陷，并说明了胡塞尔随后转向了将想象界定为直接通达想象对象的当下化的模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颜邦宁的报告《时间意识中的无穷回退》是对各思想传统中普遍存在的意识的无穷回退疑难的一个现象学回应。他首先简述了当代哲学关于意识和自身意识问题的三种基本立场，对其中胡塞尔研究者所持的立场做了基本的定位。其次，他回顾了布伦塔诺处内意识理论与时间理论所涉及的两类无穷回退。最后，他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以及时间意识讲座中所提供的两种回应无穷回退问题的方案进行了详细阐述。

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黄志博的报告《流动与意识的形而上学-井筒俊彦和京都学派的起信论研究》首先梳理了明治时期“现象即实在论”思想完整的发展脉络，并重点说明了《起信论》对西田几多郎纯粹经验概念的影响。其次，他进一步论述了井筒俊彦的共时性构造以及这一理论对他《起信论》注释的影响。最后，他详细解释了井筒俊彦所诠释的真如的“双面性”结构。

中国佛学院演愍法师的报告《佛教语言哲学——可说与不可说》使用了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的相关方法和思路，分别分析了佛教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主体以及语言的指陈问题三个点。在第一点中，他强调了佛教语言“非本体论“语言的特点。在第二点中，他论述了语言主体的历时性以及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和偶然性。在最后一点中，他着重论述了佛教语言中经验、超验和先验指向的区别。

本次论坛是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佛学博士论坛，论坛选址我院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培养“三支队伍”的号召；传承了太虚大师宣扬弥勒精神，开展唯识研究，构建人间佛教思想体系的佛学理念；深化了我院与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契机，有利于学院未来创建更多学术交流平台，积极推动佛学研究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