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法务中心副主任道澍法师主持讲座
主讲人:智宗法师
智宗法师首先介绍了佛教初传中国的文化背景。佛教虽然产生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法师认为,佛教初传中国时遇到最大的文化攻击——孝——中国人孝道的观念成为当时反佛的一面大旗帜,因为儒家倡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如何找到调解佛教出世理论和儒家入世伦理之间的矛盾,以使外来的佛教可以被中国人顺利接受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两者的激烈冲突,其中不乏为佛教正言的声音,这里法师提到了刘勰的《灭惑论》和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前者为反驳佛教“破国”、“破家”、“破身”之说而著,强调佛教不限国界,普救众生,是最善妙法;后者说明佛教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过程中,佛教的“正法”与儒家的“礼法”之间出现的冲突,及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借此展现印度佛教法文化与中国儒家法文化之间冲突、互动并走向协调、融合的历史过程。
智宗法师认为,中国人“尊师重教、忠孝传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些传统美德都悉数体现在《盂兰盆经》中。首先,对于西晋竺法护翻译的来源问题,法师指出,根据《一切经音义》的记载,此经最早由印度传入中国,总体体现为随顺世缘,适应中国文化,以此体现两国文化的差异,以故事的形式入手,流传于中国当时的社会,以期能够更适合中国人口味。接着,法师从现代学术的视角,将此经分为三段向听众阐释佛教特具的孝子报恩的思想。一是“修道报恩、个人体微”。大目犍连尊者以“道眼观世间”,看到其母正在饿鬼道中受苦,“往饷其母”不得食,原因是其母罪太深,一人的力量不足以救济;二是“供佛斋僧、合力超生”。这是佛给大目犍连的解决方案,需要借助“十方”的力量且是“七月十五”这天,原因是这天为出家人集会修行的日子,供养僧众,功德最大;三是“推己及人、孝满兰盆”。既然大目犍连尊者孝母之行可以这样做,其他人也可以以同样方式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法师总结说,《佛说盂兰盆经》里所讲的供佛斋僧等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阐述出家非不孝,反之,出家修道的同时也可以报恩尽孝,是为大孝。
那为什么是“从蚕豆到萝卜”呢?智宗法师指出,《盂兰盆经》从印度传入中国,从译经到后面的注疏过程对“目犍连”这个音译词的翻译发生了变化。目连的梵语本义,最早见于南朝僧伽婆罗《文殊师利问经》译注:“大目揵连,此言罗茯根,其父好噉此物,因以为名。”“罗茯根”就是萝卜。目连是萝卜的解释虽流传颇广,但应该是误译。据南朝僧人真谛,目连本义当为“胡豆”,南朝智顗《法华文句》与隋代吉藏《法华义疏》都引用此说。唐代玄奘及其弟子窥基也接续了真谛之说,并抛弃目连的音译,将大目犍连意译为“大采菽氏”,菽便是豆。智宗法师认为,姓氏的渊头来自于印度种姓制度及职业分类, 目连祖上应该是种植豆类一支, 故名釆菽氏; 而名拘律陀及是祈树而生, 所以通俗说全名含有祝福孩子五谷丰登衣食无忧之意!随着目连故事的衍化,萝卜从目连之名拓扑为故事意象。近代《目连救母宝卷》开篇,新生成了饥饿与报恩的萝卜故事。
最后,智宗法师在讲座中总结了《佛说盂兰盆经》为什么能顺利中国化。一是“信仰填空白”。因此《经》的普及,佛教的孝道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等理论相通融合,反映了两者两者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二是“佛经变元素”。此经传入中国后,后世以 “目连救母”的故事为主要情节,编写出不同版本的“目连戏”,这些元素的变化为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佐证;三是“主流更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此经中得以充分彰显,因强调藉由供养十方自恣僧以报答双亲养育之恩,乃至度脱七世父母的思想,与中国崇尚的孝道精神相符,被历代提倡而盛行不衰。四是“人生有未来”。佛法不仅强调孝亲报恩,而且佛法中的孝是超出一般世间孝道的究竟圆满之孝,《盂兰盆经》正是这究竟圆满之孝的具体表现。目犍连的形象,其作用对当下乃至以后的出家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